“谁会喜欢自己的工作？”《老友记》里面的钱德勒愤慨地说。

其他几个人，瑞秋、莫妮卡、菲比、乔伊、罗斯纷纷惊呆了。“我们都喜欢自己的工作啊。”“一天看不到恐龙我就活不下去。”古生物学家罗斯说。

这大概就是《老友记》让人感到快乐的原因之一：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竟然都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

工作让我们不快乐也让我们不自由。打卡机让我们觉得是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发明。同事中也就那么几个是可爱的。领导就不用谈了。说到工作内容，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内容都是重复的而且似乎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

每次我说到自己还上班，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你怎么还在上班？”“你不应该在家自由写作吗？”

毕业那年我就不想找工作，但是还是阴差阳错的进了报社，在哪一栋大楼里面一待就待了七年之久，之后换了一栋楼，一待又是三四年。

当然想过辞职：朋友们在上海聚会的时候，我因为要上班而不能去;想去一个灯塔工作十天，当然也去不了……工作本身当然也有让人不开心的地方，但最重要是时间被限制了。

摆脱工作是很多文艺青年的终极目标，他们会认为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时间与才华的双重浪费……保罗·奥斯特在《穷途，墨路》里面说自己“从未想过要过双重生活”，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上班。为此他不得不过了一段相当窘迫的日子。村上春树对于达到终极目标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也早打定主意不上班，但却另辟蹊径开了一个酒吧。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像个嬉皮士，而后者仅仅像个另辟蹊径的中产阶级。最后，两个人殊途同归：当创作目标缓慢达成之后，一门心思投入其中简直是必然的。

其实我没有辞职的原因，说起来只有一个：就是我对自己创作不太自信。虽然现实的经济问题也有考虑，但并没有完完全全地相信自己有文学创作的核心能力，是至今都没有辞职的关键。

我有一个QQ群，里面就我们六个人：三个写专栏为生、一个编剧、一个编辑，还有我。这里面，编剧和写专栏的是自由职业，编辑也天天哭喊着要辞职，似乎只有我专心致志地上着班。这其中有位厉害的专栏作家，江湖传言“每个月能写三十篇”，她惊叫：“好像是差不多，但为什么我还没有发财？”……仔细一想：这样岂不是又再次落入了“计件工作”的陷阱？我不太会写专栏，只想写小说，但自我感觉写小说的能力也不是很强。这种自我认知，把我牢牢按在了上班这件事情上。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好几个写作的朋友，辞职了大半年，又继续出门找工作了。李海鹏辞职一年在家写完了《晚来寂静》这本小说，褒贬不一，然后又回去当杂志主编。不过画漫好像不在这个范围内，好些画漫画的朋友倒是一直不工作，也许画漫画这件事本身的开心程度，足够抵抗其他了。

说起来，我倒觉得大概作家是最不适合自由职业的。我总是在想：即使我不干现在的工作，也绝对不会成为自由职业者，反而有可能会去做更加体力型的工作，比如回家种田。我现在对于写作的理解，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轻松随意，也没有办法再想象它是一个光鲜自由愉快的行当，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是对人的一种压榨与折磨，必须要通过不停地磨练肉体来承受。

每天早晨上班，对我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它将我从床上喊起来，推我出门。事实上，我几乎每本书都是在单位的破电脑上写出来的。在报社的时候，我会趁着晚上等记者交稿的间隙写。一旦回到家，即使对着那台特意买来的苹果笔记本，我倒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不上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真正愿意从事的工作。同时这又意味着你必须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意味着你的时间被“真正的工作”所填满。

我总觉得，大概充满安全感的九○后才是能把“自由职业”这件事玩得最好的一代人。在他们眼里：“做喜欢的事情”，“不上班”，“挣钱”，“尽情享乐”……这些都应该是毫不迟疑地同时发生的。他们与金钱的关系又亲密又简单又顺利。而且他们从事着的，很多都是非常适合自由职业的工作。比如猫力，旅行家，漂亮独立，周游世界。现在她的照片挂在New Balance的店里。张晓晗，编剧，大长腿，快快乐乐的。还有摄影师、设计师、建筑师……但凡真正有才能的人，而这才能又跟社会的契合度较高，自由职业总是会更加开心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