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劳动法，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中也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以及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必须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各种就业歧视。”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雨琦说。

在相关法规中，虽然没有明确将年龄歧视列为就业歧视，但是已经为反就业年龄歧视留下了空间。

动法对于反就业歧视进行的是封闭列举，反对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进行歧视，而在就业促进法中，在前述四者之外增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认可了反就业歧视事由的开放性。

除了劳动者自身保持学习能力、不断“上新”技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对员工开展职业培训外，也要在国家层面引入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通过职业培训、社保补贴等方式，引导用人单位在用人和招聘时不将年龄作为门槛。

此前，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逐步取消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专家表示，拆掉这一门槛，并不仅仅是要求公务员岗位开放年龄限制，而是希望通过改变招录方式，在全社会形成摒弃就业年龄歧视，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需求的共识。

为什么企业在招聘时更青睐年轻劳动力？一家制造企业的资深人力资源负责人田文倩向记者透露，对于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企业会担心年龄大的员工体力跟不上、熬不了夜，而且年轻人有冲劲，没有家庭束缚，能更好地冲业绩，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在企业眼中“性价比不高”。

“不管是线上求职，还是在线下的人才市场，明显能感到用工单位对年龄的要求越来越严苛。”杨立华告诉记者，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只想尽快找份能立即入职的工作，缓解房贷和养娃压力。

此前，“智联招聘”发布的《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对从业者自主知识更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行业，从事标准操作或事务性工作的中高龄求职者容易被年轻职场人或人工智能取代。

将年龄歧视纳入反就业歧视范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艳华分析说，对劳动者而言，年龄歧视有失公平，不利于其职业长远发展；对企业而言，歧视性用工可能会将真正有能力的劳动力挡在企业门外，而一旦劳动者无法顺利进入职场，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导致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涨；对社会发展而言，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也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